西嶽史評 || 胡耀飛：讀薛愛華《閩國》 ——兼議魏應麒的《五代閩史》計劃

讀薛愛華《閩國》

——兼議魏應麒的《五代閩史》計劃

胡耀飛

近年來，我國學界對於國外漢學著作的引進日益增多，不僅引進速度日益加快，即國外的漢學著作出版不過三四年就有了中文版；更是將目光上溯至晚清民國時期的漢學著作，將這些早已塵封多年，甚至只有學術史價值的書翻譯過來。這些現象，自然有好有壞。就新書而言，很多書需要時間的沉澱方能看出其價值所在，故而一些剛剛出版的書，不一定值得引進，特別是目前國外漢學普遍衰落，很多新作其實不如國內學者的前沿研究；就舊書來說，大部分未能得到翻譯，也未在後來學者的著作中得到提及的書，其水平確實不高，原本就沒有必要翻譯。話雖如此，對於早期漢學界的許多經典之作，還是應該多多整理出版。

其中，薛愛華（Edward Hetzel Schafer，1913-1991）就是這樣一位“寶藏學者”。除了早年引進的《唐代的外來文明》（原名《撒馬爾罕的金桃：唐代舶來品研究》）[1] ，近年來在南京大學程章燦的譯介下，《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神女：唐代文學中的龍女與雨女》先期出版 ,[2] 《閩國：10世紀的中國南方王國》、《珠崖：12世紀之前的海南島》也踵繼其後[3]  。此外，還有幾本薛愛華的英文著作尚未被譯介，其關於南漢末帝劉鋹（942-980）的博士論文也未見出版。[4]  但通過現有的五本中譯著作，已足夠呈現薛愛華在漢學研究方面的多面性。本文即討論筆者所感興趣的《閩國：10世紀的中國南方王國》（下文簡稱《閩國》）。

一、早年的閩國史研究

唐末五代時期，從河南道光州固始縣南下江南東道福建地區的王氏三兄弟（王潮、王審邽、王審知）所創建的閩國，雖然在當時並不起眼，但其在福建地區的影響十分深遠。這些影響，不僅包括南下移民給福建地區人口結構所帶來的衝擊[5]  ，更包括閩國本身的海洋性格對於福建地區海外貿易傳統所打下的深刻烙印[6]  。特別是近代以來，作為東南沿海對外開放的主要地區之一，一方面是福建人南下南洋豐富了大陸對於海洋的認知，另一方面則是西方傳教士、殖民者通過福建（也包括福建移民較多的清代福建省臺灣府和日後的臺灣省）加深了對傳統中國的了解。[7]  無論是經濟方面的交流，還是文化方面的互補，福建地區是繞不開的。相應的，福建地區的歷史資源，也間接進入海內外中國學研究者的視野。比如薛愛華在《閩國》中提到的美國公理會差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ABCFM）（簡稱“美部會”）傳教士Floy Hurlbut女士的博士論文The Fukienese: A study in human geography（《福建人：人文地理學研究）就是早年對福建歷史文化傳統的漢學研究，可惜未見譯介。[8]  

具體到關於閩國的研究，我國學者其實早有關注。民國時期，最著名的當屬“民俗學派”的魏應麒（字瑞甫，1904-1978）先生。魏氏早年就讀於1926年成立的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後於1927年隨顧頡剛（字銘堅，1893-1980）先生入職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擔任《古史辨》抄寫員。在此期間，受民俗學運動的影響，魏應麒開始關注福建民俗。1929年，魏氏在其父的幫助下，編纂了《福州歌謠甲集》[9]  ；又出版了《福建三神考》 [10] 。後者是魏氏在編纂《五代閩史》的籌備過程中產生的副產品，但也正好體現出其民俗學趣味。

可惜的是，在寫完《福建三神考》之後，魏應麒的經歷更多放在福建的民俗學、福州的圖書館建設、中國史學史研究等方面，未再繼續編寫《五代閩史》。[11] 其準備《五代閩史》的真正成果，僅有《五代閩史稿之一——宗教與神話》一文，分四篇連載於《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後改題《五代閩宗教與神話考》，收入其1935年自編的《應麒三十以前文錄》。[12] 之後，魏應麒進入史學史研究領域，於1941年出版了《中國史學史》。[13] 1948年，魏應麒曾短暫地應辛樹幟（字先濟，1894-1977）之聘至蘭州大學中文系任系主任，旋又南歸。[14]  建國後，魏應麒先後應聘至西北大學師範學院、西安師範學院（1960年與陝西師範學院合併為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任教（職稱副教授），但學術研究似未再繼續。1965年，魏應麒從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退休回福州養老，1978年在織緞巷家中去世。 [15] 

薛愛華在寫作《閩國》期間，自然也是知道魏應麒的研究的，故而在其書《緒言》中表示：“我必須向研究10世紀福建的前輩魏應麒致以敬意，他率先對王氏統治下的福建的文明展開詳細研究。”（緒言第27頁）不過由於已經是1949年以後，故而薛愛華不知道魏應麒其實未能寫完《五代閩史》。因此，從時間上來說，薛愛華本人可以說是第二位專門研究閩國史的現代學者。《閩國》的英文版最早出版於1954年。[16]  三年後，福建師範學院才有吳國修、王垂樾兩位研究生聯合署名，發表了簡短的《五代閩史大事年表》一文。 [17] 

除了魏應麒的開創之功，還有比魏應麒相關論著稍晚的郭毓麟（1910-1995）於1933年發表的《王審知治閩之政績》一文。[18] 但這篇文章只有兩頁，作者也並非專門研究王審知，而是職任福建三都中學校長，平常更多關注整個歷史時期的福建文化，特別是宋代以來福建理學家。[19] 薛愛華也注意到了這篇文章，但並未詳述其觀點，只是說這是“現代學者對王審知統治的研究”（第50頁）。此外，薛愛華在“藝術”一章中頻頻徵引了楊蔭深（字澤夫，1908-1989）《五代文學》[20]  中關於唐末五代福建地區文學的研究（第133-137頁），但這並非閩國歷史研究。

中文學界真正的閩史研究還要得益於1965年發掘的劉華墓[21]和1981年出土的王審知夫婦墓誌[22] 的推動作用。此後，從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不僅有福建省社會科學院徐曉望在臺灣出版的《閩國史》[23] ，更有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辦公室諸葛計（1939-2019）及其夫人銀玉珍作為非福建人整理的《閩國史事編年》[24] 。這兩部書雖然都在1980年代開始執筆并大體定稿，但在當時出版困難的情況下，也都在1990年代後半才出版。遺憾的是，這兩部書的作者都未曾見過，甚至不知道薛愛華早在1950年代就開始研究并出版專著，也不了解早在民國時期就有魏應麒的工作在前。因此，在研究閩國史的時候，有必要進一步追溯魏應麒、薛愛華兩位前輩的工作。

二、《閩國》的章節安排

有幸的是，在福州人程章燦的主持下，薛愛華《閩國》一書得以翻譯出版。根據程氏放置於《閩國》和《珠崖》兩書前面作為前言或序文的《唐宋帝國的東南邊疆：讀美國漢學家薛愛華的〈閩國〉和〈珠崖〉》一文所述，他的祖先就是跟隨王審知入閩的程贇。（第19頁）此人在《瑯琊忠懿王德政碑》中有記載：“今節度都押衙程贇及軍州將吏、耆老等，久懷化育，願紀功庸，列狀上聞，請議刊勒。”[25] 不過薛愛華該書並未聚焦於移民問題，本文也並不就此展開。此外，關於該書所體現的薛愛華一直以來對“廣義的社會文化史”（第9頁）的關注重點，程章燦的前言或序文已有略述，讀者更可以從閱讀薛愛華其他書的過程中予以更好的體驗，故本文也並不再重複強調。

事實上，筆者更感興趣《閩國》的章節安排，特別是跟魏應麒當年所擬《五代閩史》計劃相對比。魏應麒在立志編纂《五代閩史》的時候，寫過一篇《編纂五代閩史的引言》，刊發於《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75期《五代閩史稿之一——宗教與神話》之前，其中提到了他設想中的《五代閩史》計劃。[26] 對比薛愛華《閩國》的目錄，可以得到如下列表：

表一：魏應麒《五代閩史》計劃與薛愛華《閩國》目錄對比

《五代閩史》	《閩國》
-	Ⅰ.自然景觀
1.五代閩的統治者	Ⅱ.朝堂
-	Ⅲ.歷史
2.五代閩的領土及其與各國的關係	-
3.五代閩的各種制度及文化的事業	-
4.閩固有的民族與外族的混合	-
5.五代閩的商業與交通	Ⅳ.經濟
6.五代閩的民間的風俗及其生活	-
7.五代閩的文藝及建築	Ⅴ.藝術
8.五代閩的宗教與神話	Ⅵ.信仰
9.五代閩給吾人的感想及貢獻	-
10.大事表	-

注：《五代閩史》計劃的序號為原文所有；《閩國》的序號根據英文原文，僅有羅馬字母序號，沒有“章”的意思，中譯本改為“第某章”，似不妥。不過，為了便於理解，本文權從中譯本。

可以看到，雖然魏應麒的《五代閩史》未能寫成，但基本上薛愛華的《閩國》能夠很好地按照魏氏的計劃付諸實施。

《五代閩史》計劃中的“五代閩的統治者”，可以對應於《閩國》的“朝堂”和“歷史”兩章。根據薛愛華的說法，在“朝堂”這一章中，“我把有關閩國著名人物的逸事材料、傳記材料和社會材料都安排在本章，這些材料不適合放在專論政治史和經濟情況的其他各章。”（第19頁）其實，“朝堂”（court）本身就是政治史的體現，這一章和主要按照時間順序敘述閩國政治的“歷史”這章正好組成了整個“五代閩的統治者”。“歷史”這章的小標題為：刺史、藩王、帝王、惠宗皇帝、康宗皇帝、景宗皇帝、暴君（朱文進）、投機分子（李仁達）、軍閥（留從效）。其中刺史主要指由福建觀察使晉升威武軍節度使的王潮，藩王主要指由威武軍節度使晉升閩王的王審知，帝王主要指自稱大閩國王而未能進一步稱帝的王延翰，但軍閥方面缺少對留從效的後任陳洪進的詳述（第91頁）。

《五代閩史》計劃中的“五代閩的商業與交通”，正好契合了《閩國》的“經濟”，後者的小標題包括：物產與貢品、朝廷支出與賦稅、貨幣、對外貿易、人口變化。其中僅人口變化一項大概無法算入商業或交通，但人口數量的變化基於經濟發展水平，故而可以納入大範圍的“經濟”（economy）。這裡或可體現出魏應麒與薛愛華所受到的中西不同的學術訓練，前者所屬中國學術語境下，在1920年代，“經濟”一詞尚不流行於歷史學界 [27]，對民俗學更感興趣的魏氏估計也不熟悉古代經濟問題，所以未能成稿。喜歡創辦刊物的顧頡剛於1934年倡議創刊，由陶希聖（1899-1988）主編的社會經濟史刊物《食貨》半月刊，其從取名來看，也是延續了古代正史“食貨志”的傳統和名詞。而薛愛華則具備西學背景，其以“經濟”來囊括物產、賦稅、貨幣、貿易和人口等各種經濟現象，是自然而然的選擇。

《五代閩史》計劃中的“五代閩的文藝及建築”則被《閩國》的“藝術”一章很好地付諸實踐。《閩國》“藝術”（arts）的內容包括建築、其他各類藝術和文學三小節。不過薛愛華原文miscellaneous arts不必翻譯成“其他各類藝術”，去掉“其他”，直接翻譯為“各類藝術”即可。因為“其他”是相對於“建築”而言的，但“建築”一般不視之為藝術。“藝術”和“文學”的結合，大概就是魏應麒所擬的“文藝”一詞。

《五代閩史》計劃中的“五代閩的宗教與神話”是唯一成稿的章節，即《五代閩史稿之一——宗教與神話》，正好也對應了《閩國》的“信仰”。不過《閩國》譯者將religion翻譯成“信仰”並不妥當，後者的小節包括：概述、佛教、道教、官方信仰（official cult）、摩尼教、傳說和民間信仰。其中cult被譯成“信仰”尚屬合理，popular religion被譯成“民間信仰”則與該章標題一樣不妥，其實直接用“宗教”（religion）並無不可，正好也是魏應麒《五代閩史》計劃中的一項。魏氏雖曰“宗教”，其實內容基本是佛教，特別是唐末五代閩地佛寺興建情況統計。但在薛愛華筆下，則是名副其實的宗教，包括佛教、道教、摩尼教、民間宗教、官方信仰和傳說等，內容更為豐富。當然，《五代閩史》計劃中的“五代閩的民間的風俗及其生活”或許也可以對應於民間宗教和傳說等。

唯一在《五代閩史》計劃中沒有，而在《閩國》中位居第一的正文章節是“自然景觀”（landscape）一章。這可以說是薛愛華的原創，也反映了他一直以來的興趣所在。這一內容（也包括第四章“經濟”裡的“物產與貢品”一節），在魏應麒所處的史學傳統來看，是沒有多大價值，甚至稱不上是歷史的。但在具有悠久的博物學和自然科學傳統的西方學者看來，自然環境才是首要的。更進一步，在薛愛華日後的著作如《撒馬爾罕的金桃》（1963）、《朱雀》（1967）中，自然環境的內容日益增多，人類作為活動主體的歷史反而屈居其次，甚至模糊了時間。[28]  

最後是正文之外的內容，《五代閩史》計劃最後一項列的是“大事表”，但《閩國》並無大事年表，只有三個附錄和下文要討論的“基本參考文獻”、“索引”。其中三個附錄是“閩地圖”（Map of Min）、“閩國王氏世系表”（Table A. the Wang Dynasty of Min）、“正統年號與閩國年號對照表”（Table B. Orthodox and Min Reign Titles）。這些附錄，目前一般學術專著也都有類似的附錄，但在魏應麒那個年代，尚不完全流行。

總之，薛愛華一方面繼承了魏應麒的未盡之業，另一方面也無法面面俱到。即《五代閩史》計劃中的國際關係、制度和文化、各民族的融合，以及閩國對後世的影響等等，薛愛華都沒有單獨予以梳理，這恐怕並非其能力不足，而是志不在此。就此而言，薛愛華的《閩國》雖然可以說是最早的一部閩國史專著，但依然給後人留下了一些遺憾。直到徐曉望《閩國史》等論著的出現，方才有所彌補。

三、《閩國》的參考文獻

除了篇章結構之外，薛愛華《閩國》對於魏應麒《五代閩史》計劃的一個傳承在於參考文獻。魏應麒在《編纂五代閩史的引言》中具列62種參考文獻，薛愛華《閩國》的參考文獻大部分沒有超過這個範圍，當然也有不少魏應麒沒見過的，特別是當時學者的一些相關研究。不過《閩國》一書中，雖然有名為“基本參考文獻”（basic sources）的整理，但並未囊括該書所有參考文獻。因此，為便於對比，也方便讀者了解薛愛華所用參考文獻的範圍，筆者將兩者的參考文獻列表，包括《閩國》正文中提到但未在基本參考文獻中的書目，按類別具列如下：

表二：《五代閩史》計劃參考書目和《閩國》參考文獻對比

類別	《五代閩史》計劃擬參考書籍	《閩國》參考文獻
紀傳、編年體史書	1.《新唐書》	11.歐陽修《新唐書》
2.《舊唐書》	-
3.《新五代史》	13.歐陽修《新五代史》
4.《舊五代史》	4.薛居正《舊五代史》
5.《五國故事》	12.佚名《五國故事》
6.《九國志》	3.路振《九國志》
7.《南唐書》	8.馬令《南唐書》
8.《十國紀年》	-
9.尹洙《五代春秋》	-
10.《歷代史表》	-
-	9.脫脫《宋史》
-	10.司馬光《資治通鑑》
-	吳任臣《十國春秋》、《左傳》、《史記》、《漢書》、《北史》、《資治通鑑考異》、《南史》、《五代史補》
家譜、地方志、地理總志、地理書	11.《福建通志》	6.（道光）《福建通志》
-	7.（乾隆）《福建通志》
12.福建各府州志	《泉州府志》
13.福建各縣志	（崇禎）《長樂縣志》、《閩侯縣志》
14.福建《下渡王氏族譜》（此項我已略抄一些了）	-
15.福州各家族譜（此項已寫信遍托友人擇要抄錄）	-
16.黃仲昭《閩通志》	-
17.《鼓山志》	-
18.《九峰志》	-
19.《西湖志》	-
20.《武夷山志》	-
21.《烏石山志》	-
22.曹學佺《泉州府志勝》	-
23.管斯駿《府州廳縣異名錄》	-
24.齊召南《閩江諸水記》[29]	齊召南《閩江諸水編》
25.俞樾《沿海形勢考》	-
26.馬冠群《福建地略》	-
27.《讀史方輿紀要》	-
28.《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	-
29.六承如《歷代地理沿革圖》	-
30.楊承敬《歷代輿地圖》[31]	-
-	14.王象之《輿地紀勝》
-	王應山《閩都記》、《太平寰宇記》、《明一統志》、《洛陽伽藍記》、《漢書·地理志》、《閩縣鄉土志》、《侯官縣鄉土志》、胡宗憲《籌海圖編》、《元和郡縣志》、辛氏《三秦記》（《說郛》本）
詩文別集、總集	31.黃璞《閩川名士傳》	-
32.《唐黃先生文集》	黃滔《黃先生文集》、《莆陽黃御史集》
33.陳壽祺《左海文集》	-
34.五代及宋初人的詩文集	5.李調元《全五代詩》
-	韓偓《玉山樵人集》、《徐公釣磯文集》
35.《全唐文》	-
36.五代及宋初各種碑刻	-
-	《江文通集》、鄭方坤《五代詩話》、《東坡七集》、《閩侯縣志》引《全唐詩話》
筆記小說、志怪傳奇	37.五代及宋初人的筆記小說	2.陶穀《清異錄》
-	徐鉉《稽神錄》
38.《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引《北夢瑣言》
39.《太平廣記》	《太平廣記》
40.陶夔《閩中記》	-
41.林諝《閩中記》	-
42.陳鳴鶴《閩中考》	-
43.何喬遠《閩書》	-
44.陳懋仁《泉南雜誌》	-
45.王世懋《閩部疏》	-
46.周亮工《閩小記》	-
47.何求《閩都別記》	-
48.施鴻保《閩雜記》	-
49.梁章鉅《歸田瑣記》	-
50.葉德輝翻刻的《三教搜神大全》	-
51.姚福均《鑄鼎餘聞》	-
52.戴鳳儀《郭山廟志》	-
-	1.《金鳳外傳》
-	《搜神記》、劉恂《嶺表錄異》、陳師道《後山談叢》、《洛中紀異》、葉夢得《石林燕語》、朱彧《萍州可談》、張舜民《畫墁錄》、《淮南子》、《涌幢小品》
類書、政書	53.《太平御覽》	-
54.《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55.《玉海》	-
56.鄭樵《通志》	-
57.杜佑《通典》	《通典》
58.《文獻通考》	《文獻通考》
59.《圖書集成》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泉州初建安溪縣記”、《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奏蠲漳泉興化丁錢疏”
60.張星烺《中世紀泉州之交通》	-
61.《唐會要》	《唐會要》（武英殿本）
62.《五代會要》	-
-	《海棠譜》、陳繼儒《虎薈》、《說文解字》、《禮記》、《康熙字典》、蔡襄《茶錄》、洪芻《香譜》、李時珍《本草綱目》、蔡襄《荔枝譜》、梁詩正《錢錄》、陶岳《泉貨錄》（這本書我無法找到）、《宋高僧傳》、《廣韻》

注：類別為筆者所歸納；《五代閩史》計劃擬參考書籍序號為原文序號；《閩國》參考文獻中有序號者為書中“基本參考文獻”所列，無序號者為正文中出現者。

根據上表梳理，可以大致得到《閩國》在歷史文獻方面的參考書目，以及與魏應麒所擬定參考書目的對比。由於魏應麒所擬參考書籍基本按照一定的類別進行排序，所以筆者也利用魏氏的排序，將其進一步明確為5類：1.紀傳、編年體史書；2.家譜、地方志、地理總志、地理書；3.詩文別集、總集；4.筆記小說、志怪傳奇；5.類書、政書。這5類文獻，很明確地反映了研究閩國史所需要的材料，至今仍然有很好的指引作用。

當然，其中第5類裡有一種比較特別的，即張星烺（字亮塵，1889-1951）的《中世紀泉州之交通》，這屬於同時代人之學術成果，其實可以歸入第6類。不過此題目之文獻筆者便尋不著，張星烺關於泉州的文字，有1928年發表的《泉州訪古記》[31] ，或即1929年4月魏應麒撰寫《五代閩史》計劃時所能了解到的信息。但這篇《泉州訪古記》是考察報告性質的文章，似非《中世紀泉州之交通》一文題目所示為論文性質。此外，張星烺在1929年5月還發表過一篇《中世紀泉州狀況》[32] ，但已經是《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75期（1929年4月3日）出刊之後了。故而尚需進一步考察。

無論如何，魏應麒擬定計劃時代的閩國史研究，除了相關史料，就僅有張星烺一篇簡單涉及閩國的文章。而薛愛華寫《閩國》時，則已有許多前人研究可供參考。而且還要注意到的是，魏應麒雖然有過留學日本的經歷，但已經是1937年之後的事了。[33]  至於其英文水平也不是很清楚，從其早年經歷和相關著作來看，1929年時年僅25歲的魏應麒，恐怕也沒有條件熟練掌握英語和利用英語學界的相關研究。因此，就閩國史研究的便利條件來說，薛愛華這樣兼具東西方文化教育背景的學者，可謂得天獨厚。

雖然薛愛華本人自謙“有些材料對他（魏應麒）而言唾手可得，而對我來說卻是求之不得的”（第28頁），但從上表可知，在主要史料方面兩人並無差距，只是就其中第2類的福建地區相關地方志，以及第4類的福建地區相關筆記小說而言，薛愛華作為外國人，難以全面掌握。在其他相關史料方面，薛愛華甚至掌握了魏應麒未能列出來的一些書目，并對其中《十國春秋》的史料價值持謹慎態度。（緒言第31頁）當然，由於魏應麒所擬參考文獻未能付諸實踐，如果魏氏能夠持續下筆，估計還會發現和利用更多的史料。因此，也不能說薛愛華對史料的掌握更勝一籌。

正如徐曉望在中譯本《閩國》的書評《閩國歷史的回音》中所說，薛愛華《閩國》的參考文獻至少有三個大的問題：第一是對《金鳳外傳》的大量利用“未免令人遺憾，因為這是一部被鑑定過的偽書”；第二是未能利用南宋梁克家（字叔子，1127-1187）所纂的《淳熙三山志》，這是比薛愛華所利用的兩種《福建通志》更早的專門性地方史料；第三為薛愛華未能利用一些碑誌，比如于兢（字德源）《瑯琊忠懿王德政碑》、錢昱（字就之，943-999）《重修忠懿王廟碑銘》和翁承贊（字文堯，859-932）《王審知墓誌》，乃至范祖禹（字淳甫，1041-1098）所撰《王延嗣傳》等等。[34] 這些以駢文為文體的碑誌傳記材料，徐曉望認為對於身為外國學者的薛愛華來說有一定難度，故而未見徵引。

相比於史料利用方面的各有短長，在學術現狀梳理和利用方面，晚出二十多年的《閩國》更有其優勢。但限於篇幅，筆者並不打算全面整理薛愛華所引用到的所有他寫作年代的同時人著作。只是想指出一點不掩瑜的瑕，即薛愛華對於日本學者的研究沒法做到全面掌握。在薛愛華寫《閩國》之前，日本學者對於閩國史最早的研究，要數石橋五郎（1876-1946）《唐宋時代の支那沿海貿易港に就いて》（1901）對福建沿海貿易港如泉州的考察，但這在該文中並不佔主要篇幅。[35] 此後則是發表《唐宋時代の末尼敎と魔敎問題》（1936）的重松俊章（1883-1961），其中涉及到唐宋之際在福建地區有存在跡象的摩尼教。[36] 但與薛愛華《閩國》“信仰”一章中“摩尼教”一節（第158-159頁）一樣，因史料缺乏而無法進一步深入。更進一步直接以福建地區為研究範圍的則是日比野丈夫（1914-2007）的《唐宋時代に於ける福建の開発》（1939）[37] 和北山康夫（1911-1990）的《唐宋時代に於ける福建省の開発に関する一考察》（1939）[38] ，這兩篇對王氏閩國都有較多關注。但直到日野開三郎（1908-1989）以《五代閩国の對中原朝貢と貿易》（1941、1942）為題發表，方才打破了日本學界對閩國研究的空白記錄。[39] 然而遺憾的是，薛愛華的《閩國》未能參考以上諸文。

四、關於《閩國》的其他情況

對比完薛愛華《閩國》與魏應麒《五代閩史》計劃之餘，還可以就《閩國》一書本身的內容和譯者的翻譯稍作討論。其實，對於目前閩國史研究而言，《閩國》一書的譯介已經很滯後了。在很多方面，目前學界對閩國史的研究（大部分未能參考《閩國》英文版）已經十分深入，《閩國》一書中的相關探討無法提供更好的認識。比如在《閩國》英文版出版後，西方學界出現了數篇書評，包括柯潤璞（James Irving Crump，1921-2002）、蒲立本（Edwin George Pulleyblank，1922-2013）、伯戴克（Luciano Petech，1914-2010）、柯爾比（Stuart Kirby，1909-1998）、傅海波（Herbert Franke，1914-2011）、杜希德（Danis C. Twitchett，1925-2006）等[40] ，其中許多有價值的修改意見，大部分已經被當下的學者研究予以解決了。

然而，就學術史來說，《閩國》的意義還是存在的。此外，相比於徐曉望《閩國史》（包括增訂本《閩國史略》）過於學術化，讀者偏少，不為人知；薛愛華的《閩國》篇幅短小，文筆優美，且由注重歷史普及的後浪出版諮詢有限責任公司旗下“楚塵文化”品牌推出，可以很好地帶動更多讀者對閩國的認識。不過由於薛愛華在一些史料理解方面的偏差，一些論述還是需要予以指正。

具體而言，比如對於韓熙載（字叔言，902-970）的一則故事，僅從“瑯琊王氏女，江南熙載妻。丙申閏七月，葬在石城西”[41] ，是無法推斷說“有一位閩國公主，生前為南唐怪才韓熙載的妻子”（第128頁）的。此外，薛愛華在註釋中說“丙申”年是936年（後晉高祖天福元年，閩康宗通文元年），但該年有閏十一月，無閏七月。且此年楊吳和閩國敵對，韓熙載若有妻去世，不可能葬到敵國境內。反而996年有閏七月，可知此丙申年為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如此，則可以解釋得通，即韓熙載的妻子在南唐（南唐後主李煜臣服於宋，降稱“江南國主”）亡國後居於邵武，至北宋統一後的996年去世。至於瑯琊王氏是否即閩國王氏，尚需進一步研究。徐鉉（字鼎臣，916-991）所撰《韓熙載墓誌》僅記其有夫人隴西郡君李氏和繼室北海縣君蔣氏，而無王氏。[42]  

此外，正如前文討論參考文獻時所說，薛愛華對於一些方面的內容本身並無太大興趣，或相關知識儲備有限，所以在書中有所忽略。比如蒲立本在其書評中提到的自北向南的移民問題，移民南下後北人和南人之間的融合與衝突問題。這也是徐曉望的書評所重點提出的：“我認為閩國史的一個核心問題是移民，中國的疆界幅員類似歐洲，歐洲是諸國分立，中國卻是大一統，二者的根本區別在於人口和移民。”事實上，薛愛華《閩國》所討論的歷史、經濟、藝術和信仰等問題，都有移民問題在背後。筆者曾討論過福建地區在王氏閩國滅亡後 一分為三的原因，其中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北方移民與南方土著之間的衝突。[43]又如薛愛華在《閩國》中數次提到作為王延政殷國“南都”的福州（第43、83頁），其實涉及到閩國末年的兩都制及其背後的權力格局；在閩康宗時期新羅王向閩康宗贈送寶劍的事（第161頁），涉及到劍與權力相結合的觀念在東亞諸政權之間的流轉；諸如此類，都還沒有人關注，值得在薛愛華的基礎上進一步挖掘。

就翻譯而言，《閩國》譯者由長年從事海外漢學譯介工作的程章燦先生及其弟子擔任，確實得其人焉。但也有一些不盡完善處，比如沒有原書頁碼作為邊碼，不便於核查原書；又如譯註和原書腳註放在一起編號，每頁重新編號，不方便核對整本書連續編號的原文腳註；以及一些需要解釋的內容如“熱河”（第52頁）等地名的現址未予解釋等。最為可惜的是刪除了原書的人名、地名索引。一般而言，海外著作普遍都有索引（index），無論是地名、人名抑或是其他專有名詞，都會分別或一起製作索引，便於讀者就相關感興趣的信息點直達相關章節閱讀。而翻譯過來的版本，又往往會刪掉索引，美其名曰照顧中文讀者。但事實上，索引除了指引讀者到感興趣的頁面，也能顯示出作者本身在相關內容上的關注程度，往往出現頁碼多的詞彙，是作者論述的核心議題。

值得肯定的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基本做到了核實史料原文，并以“譯註”的方式在腳註中糾正了薛愛華原文的一些錯誤，以及就相關信息提供了說明文字。不過，由於譯者可能並非專門研究閩國史，故而一些譯註尚待商榷。比如關於葉翹，譯者認為《資治通鑑》卷二八二的“業翹” [44] 並非葉翹（第70頁），但“業”、“葉”二字本即容易混淆，福建又多葉姓，故而兩者為一人的可能性很大。一些前人的書評已經解決的小問題，譯者也重複出譯註。比如譯註指出薛愛華將“度民二萬為僧”的“度”理解為“額度”，而非“發放度牒”，（第145頁）但其實杜希德的書評已經予以指正，譯者未察。[45] 

结语

綜上，筆者將薛愛華《閩國》的基本情況予以選介，又將其學術史脈絡進行了完整的梳理。基本可以看到，薛愛華在寫《閩國》的時候，無論是篇章結構還是參考文獻，都以魏應麒的《編纂五代閩史的引言》中對章節和參考文獻的計劃為準則，進一步展開自己的研究。魏應麒《五代閩史》未能完成的計劃，大部分在《閩國》得到了實現，雖然也有不少遺憾。比如薛愛華對一些史料如《金鳳外傳》未加考辨即加以利用，對於政治制度、軍事外交和人口衝突等未予深入，都有待日後學者在綜合中西學界已有研究的基礎上繼續探討。

事實上，魏氏和薛氏基本都不是專門研究閩國史的，而是從其他興趣生發出來，短暫地進行研究。魏氏在《編纂五代閩史的引言》中提到了他的兩個出發點：一是“我想研究中古史，蓄之已久”，二是“我福建人也”。[46] 但魏應麒的興趣更多在民俗學和史學史，所以列出的10項《五代閩史》內容竟然僅完成了十分之一。至於薛愛華，程章燦認為：“縱觀薛愛華一生的漢學研究，他所重點關注的並不是政治史，而是廣義的社會文化史。從他的十部專著可以看出，他對中古中國的最大興趣所在，是邊疆開發、經濟交流（物質文化）、文學藝術以及宗教信仰等。”（前言第9頁）因此，薛愛華對閩國的興趣也只在於海外交易所提到的物質文化，而沒有更多的深入研究。

但是，就結果而言，魏應麒可以說開創了對於閩國歷史的現代研究，薛愛華則撰寫了第一部閩國歷史專著。雖然目前的閩國史研究其實建立於二十世紀後二十年諸葛計、徐曉望等人的基礎上，但依然期待學者能夠在日後進一步追溯諸葛計、徐曉望等人未曾參考過的魏應麒和薛愛華等人的論著。總之，本文無意於就《閩國》的論述能力，以及閩國的歷史真實進行探討，這些日後會在研究閩史過程中順帶提及。本文更想揭示的則是從魏應麒到薛愛華的閩史研究歷程，以及對今後進一步研究閩史所能起到的作用。

（胡耀飛，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唐史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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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謝弗著，吳玉貴譯：《唐代的外來文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再版，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全新再版，薛愛華著，吳玉貴譯：《撒馬爾罕的金桃：唐代舶來品研究》（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

[2]薛愛華著，程章燦、葉蕾蕾譯：《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The Vermilion Bird: Tang Images of the South），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薛愛華著，程章燦譯，葉蕾蕾校：《神女：唐代文學中的龍女與雨女》（The Divine Woman: Dragon Ladies and Rain Maidens in T'ang Literature），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

[3]薛愛華著，程章燦、侯承相譯：《閩國：10世紀的中國南方王國》（The Empire of Min: A South China Kingdom of the Tenth Century），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9年；薛愛華著，程章燦、陳燦彬譯：《珠崖：12世紀之前的海南島》（Shore of Pearls：Hainan Island in Early Times），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年。

[4]Edward H. Schafer, Jr. “The Reign of Liu Ch'ang, Last Emperor of the Southern Han: A Critical Translation of the Text of Wu Tai Shih, with Special Inquiries into Relevant Phase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ivilization” ,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47. 薛愛華另有一篇通過翻譯歐陽修《新五代史》寫就的南漢史文章以英文發表於日本，亦未見譯介，參見Edward H. Schafer. “The History of the Empire of Southern Han according to Chapter 65 of the Wu-tai-shih of Ou-yang Xiu”, In 創立25周年記念論文集Silver Jubilee Volume of the Zinbun Kagaku Kenkyusyo, 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54年，第339-369頁。 

[5]這方面的研究，集中展示於張新斌、金平、崔振儉主編：《固始與閩臺淵源關係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6]有學者將閩國王氏政權與南漢劉氏、吳越錢氏兩個政權視為五代時期的海壖地緣割據王朝政權，與秦漢時期的南越趙氏政權、閩浙地區東越諸政權（閩越、東甌、南海等）等量觀之，參見盧胡彬：《海壖地緣與割據王朝政權之維繫》，台灣師範大學博士論文，1997年。

[7]受益於地理區位，福建一度是西方來華人員的第一站，他們對福建的印象，一定程度上也成為他們對中國的印象，“福建形象”代表了“中國形象”。參見曾筱霞：《“西方福建形象”研究：以克洛代爾為中心》，福建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

[8] Floy Hurlbut: The Fukienese: A study in human geography,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Nebraska, 1930. 《閩國》譯者翻譯其大學名稱為“內布拉斯加州大學”（第3页），但在中文語境下容易產生誤解，且實際為“內布拉斯加大學”。該學校屬於內布拉斯加州唯一一所公立大學，因此也可以稱之為“州立內布拉斯加大學”或“內布拉斯加州立大學”。

[9]魏應麒：《福建歌謠甲集》，廣州：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1929年。

[10]魏應麒：《福建三神考》，廣州：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1929年。

[11]關於魏應麒在福建地方文化，特別是民俗學方面的成果，參見鄧舒婷：《魏應麒與福建地方文化研究》，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9年。

[12]魏應麒：《五代閩史稿之一——宗教與神話》，《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75期，1929年4月3日；同氏《五代閩史稿之一（續）》，同刊，第76期，1929年4月10日；同氏《五代閩史稿之一（續）》，同刊，第77期，1929年4月17日；同氏《五代閩史稿之一（續）》，同刊，第78期，1929年4月24日。四篇中，第一篇是論述文，後三篇是第一篇的附表，包括“王氏入閩前閩的寺觀塔院表”、“王氏在閩時閩的寺觀塔院表”和“王氏亡後至宋統一時閩的寺觀塔院表”。第一篇日後改題《五代閩宗教與神話考》，收入氏著《應麒三十以前文錄》，福州：福建省立福建師範學校，1935年，第1-21頁。

[13]魏應麒：《中國史學史》，長沙：商務印書館，1941年。

[14]劉文江：《國立蘭州大學中文系建立初期的教師群體》，《檔案》，2019年第6期，第38頁。

[15]周蓮芳：《魏應麒》，張建祥主編《陝西師範大學校史人物傳略（1967-1984）》，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86-288頁。

[16]Schafer, Edward H. The Empire of Min: A South China Kingdom of the Tenth Century. Rutland, Vt and Tokyo: Charles E. Tuttle Co., 1954. 

[17]吳國修、王垂樾：《五代閩史大事年表》，《福建師範學院學生科學論文集刊》，第1期，1957年12月，第57-64頁。

[18]郭毓麟：《王審知治閩之政績》，《福建文化》，第1卷第8期，1933年，第14-15頁。

[19]郭毓麟畢業於福建協和大學，故而其發表文章的平臺是協和大學的刊物《福建文化》。關於郭毓麟的理學研究，參考樂愛國：《民國時期對福建理學的研究——以福建協和大學王治心、李兆民、郭毓麟的研究為中心》，《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8期，第73-77頁。關於《福建文化》，參考林晉寶：《福建協和大學編輯出版刊物研究》，福建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第37-44頁。

[20]楊蔭深：《五代文學》第十四章《閩文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第108-114頁。

[21]福建省博物館：《五代閩國劉華墓發掘報告》，《文物》，1975年第1期，第62-73、78頁。

[22]官桂銓、官大樑：《閩王王審知夫婦墓誌》，《文史》，第28輯，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135-144頁。

[23]徐曉望：《閩國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後改題《閩國史略》再版，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4年。

[24]諸葛計、銀玉珍：《閩國史事編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25]于兢：《瑯琊忠懿王德政碑》，董誥等編《全唐文》卷八四一，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8848頁。

[26]魏應麒：《編纂五代閩史的引言》，《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75期，1929年4月3日；收入《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全編》第五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年，第392頁。

[27]歷史學界之外，經濟學界已普遍認可和採納“經濟”一詞，直接體現於1923年成立的中國經濟學社，以及該社主辦的《經濟學》季刊和《經濟學社叢書》。特別是該學社的主要成員，大多都有留學歐美的背景，如首任社長劉大鈞（1891-1962）留學密歇根大學，副社長馬寅初（1882-1982）留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唐慶增（1902-1972）留學密歇根大學、哈佛大學，燕京大學經濟系的戴樂仁（John Bernard Tayler，1878-1951）更是完全的英國人。

[28]關於薛愛華寫作《朱雀》等書的學術背景，參見吳玉貴：《譯者的話》，謝弗著，吳玉貴譯《唐代的外來文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第4-18頁；李丹婕：《薛愛華與〈朱雀〉的寫作背景》，包偉民、劉後濱主編《唐宋歷史評論》，第二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327-340頁。

[29]齊召南（字次風，1703-1768）之書當如《閩國》所引，作《閩江諸水編》，而非《閩江諸水記》。  “楊承敬”當作“楊守敬”，魏應麒原文有誤。

[31]張星烺：《泉州訪古記》，《史學與地學》，第4期，1928年10月，第1-16頁。

[32]張星烺：《中世紀泉州狀況》，《史學年報》，第1期，1929年5月，第33-44頁。

[33]鄧舒婷：《魏應麒與福建地方文化研究》，第5頁。

[34]徐曉望：《閩國歷史的回音》，澎湃新聞·翻書黨，2019年10月10日。網址：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4617968，2021年7月15日瀏覽。

[35]石橋五郎：《唐宋時代の支那沿海貿易並貿易港に就て》（1），《史学雑誌》，第12卷第8號，1901年8月，第952-975頁；同文（2），《史学雑誌》，第12卷第9號，1901年9月，第1051-1077頁；同文（3），《史学雑誌》，第12卷第11號，1901年11月，第1298-1314頁。

[36]重松俊章：《唐宋時代の末尼敎と魔敎問題》，《史淵》，第12輯，1936年3月，第85-144頁。

[37]日比野丈夫：《唐宋時代に於ける福建の開発》，《東洋史研究》，第4卷第3号，1939年3月，第187-213頁。

[38]北山康夫：《唐宋時代に於ける福建省の開発に関する一考察》，《史林》，第24卷第3号，1939年7月，第581-590頁。

[39]日野開三郎：《五代閩国の對中原朝貢と貿易》（上），《史淵》，第26輯，1941年11月，第1-50頁；同文（下），《史淵》，第27輯，1942年3月，第1-41頁。

[40]Review by James I. Crump, Jr. in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Aug., 1955, Vol.14, No.4, pp.562-565；Review by E. G. Pulleyblank in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No.1/2, Apr., 1956, pp.97-98；Review by Luciano Petech in Ri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 Vol.31, Fasc.1/3, Maggio 1956, pp.207-208；Review by E. Stuart Kirby in Far Eastern Survey, Vol.25, No.8, Aug., 1956, pp.125-126；Review by Herbert Franke in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Vol. 106 (n.F. 31), No.2, 1956, p.424；

Review by D. C. Twitchett i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19, No.1, 1957, pp.198-200。其中伯戴克的是意大利文，傅海波的是德文，其餘都是英文；且除了柯潤璞、杜希德的書評外，其餘都是書介。

[41]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一三四《邵武軍》，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3846頁。

[42]徐鉉：《唐故中書侍郎光政殿學士承旨昌黎韓公墓誌銘》，李振中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第751頁。

[43]胡耀飛：《地理位置·政治勢力·國際環境：王閩政權滅亡後福建地區之分裂探因》，《中山大學研究生學刊》（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1期，第10-18頁。

[44]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八二，後晉高祖天福五年正月條，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9211頁。

[45] 事實上，根據《閩國》中譯本封底推薦語，譯者應該是看到過杜希德的書評的，杜希德的推薦語就翻譯自書評最後一段。

[46]魏應麒：《編纂五代閩史的引言》，《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75期，1929年4月3日；收入《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全編》第五冊，第391頁。

往期推薦：

圖文來源/《中外論壇》2022年第1期《地方政治專號》，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3月，第219-236頁。

責任編輯/劉笑甫

審核/馮立君、胡燿飛、王子燁